相遇不相知并非永远的宿命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1996年,一个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青年,从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浪荡旅游了两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个师范学院教英语,取了中文名字何伟。

  两年后,英文老师的工作结束了,他却不愿离开中国。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那些为了写作的旅游,成为他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

  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他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中国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旅行》一书出版。这是美国记者写中国的书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写他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与家庭、艰辛和愉悦,“文革”中自杀的“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人的家长里短。

  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的转型,一个骨子里浸淫着西方文化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记者。何伟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30年来试图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个东方的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马可·波罗式的幻想了。他们曾经和中国对峙,又历尽千辛万苦向对方敞开。中国的青年到他们的国家留学,他们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们又经常被新闻里的中国所震惊,所恐吓。

  许多人开始描述中国,章士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费西曼的《中国公司》、大卫·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国课程》,等等。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甲骨文》出版后,华尔街日报对何伟的采访是这样的:

  “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共产主义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中国人有多少个人自由?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这是何伟以及他之前的费正清的尴尬,他们试图告诉美国一个中国的真相——而这种真相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但许多人,不管是美国的知识界,还是普通平民,他们宁愿抱残守缺地将中国做简易的黑白区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国人几乎都是被形势逼着来了解中国的。作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国深陷越南泥沼时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苏斗法的结果;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几乎不入美国法眼;1997年后的美国在满大街的made in China中谈论中国劳工问题;2000年后,开始恐惧中国的军事崛起;2005年后,开始讲中国文化;2006年,“突然”发现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有过全面观察和深刻认识,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权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在庚子事变当年发回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各国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歧视性质,而当时各大国热衷的仅仅是赔款与割地。

  今天,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至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难免一战;至少,中国威胁论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这些,30年中的风雨如晦才能逾越过去,双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附:中国人什么时候想要公正?

作者:何伟

  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一旦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遭受创伤的反应是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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