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晓声

一. 说来惭愧,我笨拙之极,至今不会打字。每次我的博客上的文章,都是付钱请居家附近小打字社的打字女孩给打的,再由她传到新浪网,由新浪网的编辑决定是否适合发出。打字女孩业务多时,我博客上的错别字也多。嘱她替我核对后,情况据说好多了。不想《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开篇“十五六年前”,竟打成了“二十五六年”。人孰无错时?其过终归在我,我来致谦。何况,此补白,亦须人家为我服务……


二. 大约两年前,我作为电影《公仆》的编剧,又与黄群学导演合作。我们已十五六年未见,在福建东山县县委招待所,自然又谈起十五六年前合作《荒原》诸事,遂由《公仆》的主人公谷文昌,谈及公仆精神,公仆情怀,谈及当年的地质局长。群学导演感触多多地税:“他是现在的温总理啊!”——当年之事,在我的记忆里,是仍有痕印的。人和人的头脑是那么的不同,我的头脑记我所愿记之事。于是,既有机会,当然追问细节。我也是国家一名公民,对于我们的共和国选出了一位怎样的总理,是在乎的。当时除了我和群学导演,还有八一厂的制片袁大校,以及副导演和其他摄制组成员,无不为“地质局长”的话语而替人民欣慰。。。。

三. 我返京后,写了《谷文昌的眼睛》,发表于两年前的《人民日报》意犹未尽,又写了《地址局长和一顶帐篷》,同样发于《人民日报》。只不过最后一句话是——“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位国家领导人。”

四. 自那以后,温总理在我心目中,公仆形象渐树。同年10月,我的散文集《未死的沙威》出版,《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收入,出于对温总理的敬意,将“一位国家领导人”数字,改为“温家宝总理”。

作家当然最愿告诉人们他希望人们知道的事情。
我以我的作家理念,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五. 温总理任总理以来,中国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情——SARS的流传,一起又一起矿难,雪灾,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不苛刻地要求我们的总理,则我们应能理解他眼中的焦急,和淌下的泪水。还有,他的话语中,总是流露着内疚。作家看人,是首先将任何人都当普通人来看的。中国之事,好非一人之功,坏非一人之过.我相信他想做的,比他已做到的,要更多,也更难。

六. 外国人可以瞧不起中国的许多方面,但是恐怕还没资格也瞧不起温总理。比之于全世界的总理,我们的总理,比得过。正如四川地震灾区的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老师,学生;正如我们的子弟兵在阻险救灾中的表现,是比得过任何国家的人民和任何国家的兵的……

七. 5月31日下午2点名40分,我拨通了群学导演的手机,再次向他核实——他当年见到的是否是现在的温家宝总理?他回答——我当年为拍《荒原》前后见了他三次呀,当时他就将赴任新职了。不放心,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副处长对我们剧组负责到底……

最后我想说,人心当有感动本能。汶川地震,牵情忆众,乃因感动。心里感动和敬畏多一点儿时,其它乱七八糟的想法必少。斯时,人才是高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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