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晓声
一. 说来惭愧，我笨拙之极，至今不会打字。每次我的博客上的文章，都是付钱请居家附近小打字社的打字女孩给打的，再由她传到新浪网，由新浪网的编辑决定是否适合发出。打字女孩业务多时，我博客上的错别字也多。嘱她替我核对后，情况据说好多了。不想《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开篇“十五六年前”，竟打成了“二十五六年”。人孰无错时？其过终归在我，我来致谦。何况，此补白，亦须人家为我服务……
二. 大约两年前，我作为电影《公仆》的编剧，又与黄群学导演合作。我们已十五六年未见，在福建东山县县委招待所，自然又谈起十五六年前合作《荒原》诸事，遂由《公仆》的主人公谷文昌，谈及公仆精神，公仆情怀，谈及当年的地质局长。群学导演感触多多地税：“他是现在的温总理啊！”——当年之事，在我的记忆里，是仍有痕印的。人和人的头脑是那么的不同，我的头脑记我所愿记之事。于是，既有机会，当然追问细节。我也是国家一名公民，对于我们的共和国选出了一位怎样的总理，是在乎的。当时除了我和群学导演，还有八一厂的制片袁大校，以及副导演和其他摄制组成员，无不为“地质局长”的话语而替人民欣慰。。。。
三. 我返京后，写了《谷文昌的眼睛》，发表于两年前的《人民日报》意犹未尽，又写了《地址局长和一顶帐篷》，同样发于《人民日报》。只不过最后一句话是——“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位国家领导人。”
四. 自那以后，温总理在我心目中，公仆形象渐树。同年10月，我的散文集《未死的沙威》出版，《地质局长和一顶帐篷》收入，出于对温总理的敬意，将“一位国家领导人”数字，改为“温家宝总理”。
作家当然最愿告诉人们他希望人们知道的事情。
我以我的作家理念,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
五. 温总理任总理以来，中国发生了太多不好的事情——SARS的流传，一起又一起矿难，雪灾，汶川地震。如果我们不苛刻地要求我们的总理，则我们应能理解他眼中的焦急，和淌下的泪水。还有，他的话语中，总是流露着内疚。作家看人，是首先将任何人都当普通人来看的。中国之事，好非一人之功，坏非一人之过.我相信他想做的，比他已做到的，要更多，也更难。
六. 外国人可以瞧不起中国的许多方面，但是恐怕还没资格也瞧不起温总理。比之于全世界的总理，我们的总理，比得过。正如四川地震灾区的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老师，学生；正如我们的子弟兵在阻险救灾中的表现，是比得过任何国家的人民和任何国家的兵的……
七. 5月31日下午2点名40分，我拨通了群学导演的手机，再次向他核实——他当年见到的是否是现在的温家宝总理？他回答——我当年为拍《荒原》前后见了他三次呀，当时他就将赴任新职了。不放心，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副处长对我们剧组负责到底……
最后我想说，人心当有感动本能。汶川地震，牵情忆众，乃因感动。心里感动和敬畏多一点儿时，其它乱七八糟的想法必少。斯时，人才是高级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