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

　　昨天下午出门送稿，路过成都北路大沽路口的时候，恰逢红灯，路边的民警笑着向驶过的警车里的同事挥手致意，而在他面前，一位坐在三轮车上的送水工神情无比凝重地看着手上的罚单不知所措。我霎那间被这样的场景震撼，只是摄于大盖帽的威严，终究没有敢举起挂在胸口的手机拍下这一幕。

　　警察也许认为他只是在例行公务，而我可以想象到这位送水工的惶恐。很多年前，我还是个清贫的学生，在妈妈许诺动用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为我买一台电脑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地骑着我的自行车奔走于当时并不集中的各处电脑经销商货比三家，在小汽车还远不如现在那么普及的90年代，市城府的道路规划已经对自行车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我降生的瑞金医院门口，我没有看见那块掩映在茂密的梧桐树叶中禁止自行车通行的标志牌，于是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警察叔叔拦下了还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绿灯的我。所幸鉴于我的小P孩模样和寒酸的装束，只是被罚挥着小红旗在路边当了一刻钟的交通协管员（自然，那时还没有这个21世纪才涌现的新岗位），这果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让我至今难忘，而对上海马路上的各种警示标志如今都下意识地噤若寒蝉。

　　于是可以想见，当那位送水工大叔在家乡的田野阡陌间自由自在地行走了大半生，年后来到这个由纷繁复杂的交通法规维系秩序的都市谋生，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有哪些规矩的时候，那张意味着需要他蹬着三轮再多送上一吨净水，而每一桶都有可能让他触犯新的未知禁令的罚单，对于收入微薄的他，该是怎样的一场灾难和困境，因而让我如此不忍目睹他痛苦的眼神。

　　想起前两天和表哥说到的公平，生活里四处可见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可悲的是最口口声声抱怨自身遭遇不公的是表哥这样念完了免费的国立清华大学，在鬼子的外企上了几年班，而后又移居新加坡，又得以回国置业的新一代华侨。嶙嶙居大厦，十指不粘泥。而太多从田间地头涌入城镇的乡亲们，仍然在以中华民族最大的坚忍，为每一处异乡的繁华，卑微地劳作着。